太师与文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官职，一个是谥号。清代从康熙朝之后，太师一职被规定只能作为大臣死后的追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太师和文正也就有了一定的可比性。

大臣获得太师的难度有多大？

历朝历代，都将太师定为大臣的最高品级，不限于文武。历史上获得太师的官员极少，大致不超过35人。

明代时，文官实职不设正一品，仅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为正一品虚衔。了解明代官制的读者应该是清楚的，明代的中枢机构是内阁，但内阁大学士本身的级别很低，仅有正五品。

永乐时期，内阁大学士有不少是兼任尚书的，这样一来大学士的品级有所提升，毕竟自明太祖废除丞相制后，尚书是正二品大员，为文官实职的最高品。

以尚书兼任大学士，只是提升了阁臣的品级，但说到底他们并没有与各部尚书拉开差距。仁宣时期，大学士陆陆续续加上了公孤衔，虽然只是虚衔，却从品级方面与尚书真正拉开了差距。

明代皇帝对于三公的授予十分吝啬，更倾向于勋臣，文官很少能享受这一待遇。以太师为例，明代的11个太师中，仅有张居正一人不是勋贵。

清代官制基本沿袭明代，同时也作出了一些调整。从三公的授予情况来看，基本上针对的是文官。

清代生前获封太师者，仅康熙朝鳌拜与遏必隆，这两个人都是顺治临终前钦定的辅佐大臣。

康熙帝擒鳌拜以后，鳌拜和遏必隆的太师头衔被朝廷收回，康熙亲政以后，正式规定，此后太师一职，只能以大臣死后追赠的方式赐予。较太师略低的太傅、太保，则不在此规定的范围。

实际上官员生前获赠太傅、太保的情况也十分少见，除了两个太师外，只有24人获得过此项荣誉。

清代死后追赠太师的有两人，分别是雍正帝的老师顾八代和咸丰帝老师杜受田。也就是说，有清一代，生前死后获封太师者共4人。

和明代不同多少还能提升大臣的品级不同，清代的太师完全是荣誉性的加衔，没有任何的实际用处。因为内阁大学士自雍正朝开始，被定为文官最的正一品，和太师完全是一个品级，所以大学士加了三公衔，无非就是锦上添花而已。有最好，没有影响也不大。

文正极具稀缺性

文正是文官死后最高的谥号，也是朝廷对其一生的高度认可，此即盖棺定论。清代获得文正谥号的共计8位，分别是汤斌、刘统勋、朱珪、杜受田、曹振镛、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

按大清定制，大臣死后赐谥是由礼部划定出几个谥号，然后奏请皇帝批准。以文为谥之大臣，是有硬性标准的，非翰林出身者不予，如果不是翰林出身那么只有生前担任过大学士的才有资格获得以文开头的谥号，这项规定一直是被严格执行的。

礼部在拟定以文开头的谥号时，只限于文正以外的谥号，只有皇帝才能亲拟文正。可以看出，给不给大臣赐谥文正，完全出于皇帝的个人意愿。

古代谥法制度中，对“文”和“正”都是有明文规定的，文字的门槛上面已经讲过，即翰林和大学士独享。而“正”的标准是：

内外宾服曰正；大虑克就曰正；内外用情曰正；清白守洁曰正；图国忘死曰正；内外无怀曰正；直道不挠曰正；靖恭其位曰正；其仪不忒曰正；精爽齐肃曰正；诚心格非曰正；庄以率下曰正；息邪讵诐曰正；主极克端曰正；万几就理曰正；淑慎持躬曰正；端型式化曰正；心无偏曲曰正；守道不移曰正。

但是实际的执行过程中，皇帝又不完全按照谥法制度，主要取决于个人喜好。清代八个文正公中，真正配得上的只有汤斌、刘统勋、曾国藩三人，其他五人显然分量不够。尤其是曹振镛，他既不是皇帝的老师，一生也没有什么作为。

且不管配不配得上文正这个谥号，因是皇帝亲赐，谁也不敢去质疑皇权。单就文正谥号而言，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从清代八个文正的获得者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即他们清一色都是汉人。那么，皇帝为何不授旗人文正呢？

这是因为，汉人大臣对于谥号的注重程度要高于旗人，在汉人士大夫看来，死后没有一个上的了台面的谥号是不圆满的，也无法满足个人的虚荣心。

而旗人受汉文化影响相对较少，且他们在政治、经济上本来就享有诸多特权。相比汉人而言，旗人更看重的是实质性的奖赏，他们认为给个好听的谥号，不如一个爵位来得实在。

此外，皇帝也是有意要搞政治平衡，把虚名让给汉臣，把实惠留给旗人。就像科举考试中旗人按例不进一甲三名一样。

综合来看，清代的太师虽然数量少于文正，但含金量不如文正。毕竟对于汉大臣来说，太师可有可无，而文正却是为人臣者一生最高的追求目标。整个清代，杜受田是最幸运的，他是唯一的太师兼文正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