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崧︱1978年的华东师大中国农战史研讨会忆旧

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合影（1978年12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我是华东师大历史系1977级的本科生。入学不久就得知，1978年12月，历史系将举办全国性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讨会，邀请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人员参会。这是“文革”以后首次召开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参加者非常踊跃，更何况农民战争史在1949年后是炙手可热的“显学”。与会的代表有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谢国桢、田昌五，兰州大学的赵俪生，河北大学的漆侠、陕西师大的孙达人等。对我们学生来说，这是极好的学习机会，大家都翘首以盼。

由于参加会议者特别多，远远超过了华东师大的接待能力，很多已年过天命（五十）、耳顺（六十）之年的老讲师都只能入住四人一间的学生宿舍，不仅要爬上铺睡觉，卫生间还是公用的，又没有单独的沐浴设施，只能多日一次上营业浴房洗澡。用华东师大接待方负责人谢天佑老师的话来说，“每一想及，就觉得很不安的”。

然而，参会者的热情完全压倒了物质条件的简陋。没有鲜花与贺卡，就在文史楼的201大教室内，系主任吴泽先生致贺词后，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就这样朴实无华地开幕了。

华东师大历史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室的教师们很敏锐地意识到，如同旧社会“走江湖”的戏班一样，新到一地的第一场戏对整个营业成败影响巨大，他们将第一场演出称为“打炮”。他们设计了第一天会议的“戏码”。会议前一天晚上，谢天佑亲自上门去拜访山东社科院的资深农战史学者孙祚民先生。

孙祚民是1949年后山东大学历史系赵俪生招收的第一届农民战争史的研究生。他在农战史领域数十年如一日执着坚守，无论是理论探索与史料考辨方面都很有贡献。山东大学历史系实力尤强，以拥有王仲荦、童书业、赵俪生、张维华等一大批教授而获得“八马同槽”的美誉。孙祚民师承的赵俪生，尤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史料分析，成绩很突出。当年，赵俪生偕夫人高昭一合著《中国农民战争史》问世时，学界誉为深谷探幽之作。赵先生对学生要求甚严，不假辞色。据孙祚民在会上自述，他论文答辩时，赵先生告诫他，“我给了你5分（五分制），实际应该是4分，你要继续努力！”孙祚民以后一直于农战史领域辛勤耕耘，不负乃师的栽培。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农战史界的学者借鉴列宁、斯大林对俄国农民起义领袖拉辛、普加乔夫的分析，认为农民反的是贪官，拥护的是好皇帝。所以从本质上说，农民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只反坏皇帝。1978年的史学界，平等讨论、不随便扣帽子的氛围还是很不错的。孙祚民对农民战争的正视以及贬词并没有引发轩然大波。直到会议近结束时，北师大一位女教师讥为“这是对农民的感情问题”，但应者寥寥。

倒是赵俪生的另一位弟子孙达人，对孙祚民的观点有激烈的反驳。1965年11月20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的《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对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做了新的评析。他认为社会的进步是农民战争直接作用的结果，并非“迫使统治者让步所致”。孙达人的文章开始撬动传统史学理论大厦的根基。孙达人的论述得到了高层的肯定，于是让步政策成了过街老鼠，“只有反攻倒算”成了压倒性的一家之言。孙达人颇有勇气地在大组会上当众坦承，他的反攻倒算之说被引申发展，成为一根棍子，“打伤过人”。但他自己也被“伤害过”。至于怎样的“被伤害”，他只字未提。两年后的1980年冬天，赵俪生在华东师大客座讲授《中国土地制度史》时提起，孙达人之妻谭惠中作为省老干部的陪斗对象，伤重致死。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无论是依据的经典、推演的逻辑，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关于两千年封建社会史上的农民战争应该如何理解，例如农民是皇权主义者还是平均主义者？谁的主义造成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这些与上述问题有联系又有区别。于是又安排了大组会议讨论。做主题发言的一位是华东师大的王家范，另一位是上海师院的王春瑜。他们两位都是研究明史的，报告的题目都是围绕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势力消长以及如何影响清军入关。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初版于1963年，到本届年会召开时，已出版了十余年，但它以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将明末清初的史事全方位地展现于读者面前，我们这些学生大多读过《李自成》，打下了明末历史的基础 ，所以对二位王老师的叙述感到分外亲切。王家范的发言阐述了在推翻明王朝的巨大胜利即将到来之际，农民军领袖内心深处细微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复杂的三国四方关系面前必将发生动摇根本的影响，充分证明没有新的生产关系，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农民军最终只能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王春瑜则另辟蹊径，从新发现的史料中侦知李自成军队有与崇祯帝妥协、划江而治的可能。虽然王春瑜的结论有待商榷，但毕竟大大活跃了学术求真求实，不执于一端的气氛。

除了综合或分组会议，系里还组织了多场学者们的个人研究心得的报告，以满足同学们的渴望。我们共听了谢国桢（明清的版本学目录学）、赵俪生（怎样选题写论文）、漆侠（关于秦汉农民战争特色）、田昌五（过渡时期的中国地主阶级真老虎的属性及演变）、王戎笙（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等报告。其中尤以赵俪生的经验之谈最使我受益。时过五十年，我犹能记起他讲的写论文的五个步骤：一、选题的大小结合，小题目可以积累看法与材料，如“画个（疆域）草图”，“做个（人物）年表”；二、根据题目构成读书目录，有大目录，也有小目录，然后选择史料；三、形成论述提纲，并开始选择史料，选择时总是先宽后严；四、注重理论分析，吸收经典作家的分析，提升见解的深刻性；五、完成整篇文章的文字阐述。赵先生一口胶东普通话，听者犹如“皮黄”念白一般，尖团分明，格外亲切。如今五十年过去了，他的声音仿佛仍在我耳边挥之不去。

会议结束时，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同仁拿出一本学校印刷厂印制的三十万字的《中国农民战争简史》送给各位代表留念。到了1981年，这本书以谢天佑、简修炜署名编著，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因为这本书全面又详略有度，在多卷本的中国农战史未出版前，有一定的适用面。1986年我去烟台参加第二届魏晋南北朝史年会，亲见简修炜带了这本书去赠给写信向他索书的学者朋友。经过五天的交流，农战史研讨会落下帷幕。会议经过酝酿选举吴泽为农战史学会会长，漆侠、赵俪生、田昌五、孙达人为副会长。我以后参加过多种专题、规模不一的研讨会，从未得见如本次会议那样热烈、民主、直言争论、犀利反驳、不讲情面的研讨会，这次会议至少将历史学界不敢越雷池一步、万马齐喑的气氛冲破了！

这次研讨会以后，河南与上海的两家人民出版社开始不定期地出版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论丛》与《研究集刊》，一北一南，交相辉映，为农战史学界带来了一段短暂的繁荣。走笔至此，我想起孙达人先生的一件往事，今记录于下。

农战史会议以后，先有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余万字的田昌五著《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第一卷）。1979年，孙达人在陕西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第一卷）。孙达人在书中叙述秦汉农战史的三个阶段，明显继承袭用了赵俪生的观点，这在所附的三帧农战进军路线图上表现得一目了然（一年后我听赵俪生客座讲授《中国土地制度史》，方知孙达人是渊源有自，承继了乃师的学说）。简言之，秦末农民起义的特征是“辐射”。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后，从一地辐射南北，最终引发全国的燎原烈火。西汉末绿林、赤眉起义，不固守一地而流动作战；东汉末黄巾起义，分片式地武装割据，都有自己的特色。当我得知孙达人的著作已经出版，很想买来阅读。可那个年代邮购书很困难，我便鼓起勇气写信给孙达人，请求代购一册。信发出后几个月，未获回音。我也淡忘了。又过了些日子，突然收到他的大函与那册书！他解释了迟复的原因，最后说：希望你能努力，在历史科学方面做出贡献。中国文明的复兴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困难也异乎寻常的大……如今事隔已近五十年，读到他的这封信，有愧于他的愿望，只是想到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砥砺前行，只求无愧于世，也就释然了。

蒋维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