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利弊几何

职业打假自20世纪90年代诞生以来，一直备受争议，公众对职业打假人也是褒贬不一。

有人认为他们是市场的“清道夫”，促进了市场的公平竞争。也有人觉得他们是市场的搅局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3月21日起，甬派携手宁波日报、宁波民生e点通推出的《e眼问政》栏目连续刊发了两期报道，对职业打假人现象和问题进行了调查，引发网友热议。

那么，如何看待“知假买假”的行为？又如何解决职业打假给商家和监管部门带来的困扰？如何权衡利弊，营造更好的市场环境？

《e眼问政·e起聊》栏目邀请商家、打假人、消费者代表，以及法律专家和市人大代表走进演播间，聊一聊相关话题。

嘉宾访谈现场，左起依次为李静、雷琪、郑建荣、主持人、赵磊、季统羽、赵高峰。（史米可摄）

商家代表：

宁波大东方超市董事长 季统羽

职业打假人代表：

赵高峰

消费者代表：

赵磊

市人大代表：

李静

律师代表：

浙江明邦律师事务所主任 郑建荣

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雷琪

聊看法

不同人眼中的职业打假人是怎样的？

主持人：大家如何看待职业打假人这一群体？

季统羽：我从2000年开始一直从事超市行业，感受到打假行为泛滥，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我感觉打假行为给超市正常经营带来不少负面影响。

一是直接加重我们的经济负担。退一赔十是现行法律和监管的要求，但打假人存在过度维权行为。

比如两三元的东西，他们批量购买，一开口就要我们赔几千元，多的时候甚至要好几万元，还会以我们存在问题相威胁，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就要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尤其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夫妻店，一天的营业额都做不到两千元，照这种赔偿方式，根本承受不起。

二是消耗商家的精力和人力。职业打假人一投诉，我们就要派人和他们进行交涉和谈判，也要和市场监管部门对接。

很多职业打假人是一个团伙，成批量地骚扰给商家日常管理带来很大压力。有些人甚至提前来踩点，把过期产品带进来，或者把临近过期的食品故意藏起来，等过期了再来要求赔偿。这都是有案例在的，感觉是明显的敲诈勒索性质。

其实，打假人发现问题商品后，完全可以直接和上游厂商沟通维权，因为每个商品都有AC认证，有厂家地址和联系方式，不能老是抓住我们终端超市不放。

赵高峰：很多商家感觉职业打假人给他们带来了困扰，觉得索取的赔偿金额过多或者说有些过度。我认为这个不存在过度不过度的问题。

你（商家）卖违法的商品，我就可以举报。你一直卖，我一直投诉，直到你不卖为止。不能说你卖了之后赔偿我了，我就不能再买了，不能再投诉了，你就能接着卖。

其次，消费者在使用了一些商品或食用一些食品后受到伤害，一般很难举证和维权，但职业打假人可以，这正是职业打假人的价值所在。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得很清楚，商家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应配有食品安全人员。食品安全人员应掌握食品安全法规、标准等知识。如果商家完全按法律规定来配备安全员，就应当知道，过期的、有问题的商品是不能卖的，卖了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至于有人在超市里靠夹带私货、调包等行为来牟利，这确实是敲诈，并不是真正的职业打假。

赵磊：作为一名消费者，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维权之路的艰难。

去年夏天，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件“李宁”T恤，拿到货后一看合格证，感觉是假的。跟淘宝平台交涉，他们坚称是正品，说若要证明这个产品是假的，可通过三种方式，一是商家自己承认该产品是假的；二是找生产厂家出一份鉴定报告；三是执法机关的认定。作为一名普通消费者，这三点都比较难做到。

后来我好不容易得到厂家配合，拿到了一张鉴定报告，又联系到淘宝淘工厂平台，平台也承认这件商品是假货，但拒绝按照商家的承诺进行赔偿。

无奈之下，我投诉到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但他们说生产厂家在厦门，要我找厦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两家推来推去，结果就是没有结果。最终，我只好放弃维权。

还有一个例子。去年8月，我在搬家时找到5张多年前中国电信发行的 IC卡，面值加起来有100多元。由于这种卡基本无处可用了，我就打服务电话要求退钱。接线员一开始是同意退的，我到营业厅后，工作人员却不同意退。

为这事我跟电信交涉了不下十次，后来又拨打政务服务热线，投诉到市通信管理局和市市场监管局，并通过媒体曝光，他们才最终答应退卡。

这两个例子说明，作为普通消费者，维权是很难的，一是对相关知识不熟悉，二是维权过程太复杂，三是花精力一直“追”到最终结果也不容易。我这两个投诉，第一个投诉历时三个多月，第二个历时20多天。

所以我认为，职业打假人的存在，对于消费者的弱势刚好起到弥补的作用，对整个消费市场环境也能起到积极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他们的存在是利大于弊的。

聊法理

知假买假算不算违法？打假有何红线？

主持人：从法律层面来看，如何来界定职业打假行为是否合法合规？

郑建荣：在法律层面上，职业打假是一个实践性的概念，其立足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从目前的法规体系来看，“知假买假”这个行为本身是合法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职业打假人以此来牟利的行为是缺乏法律依据来保护的。

其所主张的退一赔三、退一赔十，主要法条依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他们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去主张权益，没有问题，但是在实践当中，由于职业打假人过度维权，甚至干扰行政机关执法和正常的交易秩序，各地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对其进行规范和限制。

也就是说，若你是出于消费需要购买商品、接受服务，可以享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相关权益，但若是进行牟利性地打假，大批量购买，那么现行的法律就可能不予支持。

如果有打假人采用违法手段去主张权益，这相当于打假者站到造假者的一方，那更是法律所禁止的。

雷琪：如果职业打假人踩到法律红线，超过法律所允许的合理额度向商家提出维权主张，或者采取了一些非法途径，比如说以发现的商品问题为要挟来讹钱，是很有可能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的。

去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之后，职业打假人类似的案件从数量上来说已有所减少。不少法院对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诉求是持否定倾向的，如果认为打假人的购买行为超出了正常合理的消费范围，部分法院是不支持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司法层面对职业打假显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但是从立法本意来看，它并不是限制打假行为。国家并没有反对打假，而是希望将其行为约束在一定的限度内，不要过分索取。

我举个例子，打假人发现超市薯片过期了，或者涉嫌假冒，一下子把超市所有薯片全买了，那我认为这就有点超过必要额度的性质。但这个尺度的把握确实比较难，现行的法律也没有规定得这么细致。

赵磊：作为厂家，你生产不合格的产品，就是伤害消费者。打假人知假买假，买了多少并不是问题，而是在于打假的手段不能非法，比如使用夹带、偷藏等手段来牟取暴利，这才是政府部门要管的。

嘉宾访谈现场。（史米可 摄）

聊监管

相关部门如何加强对职业打假人的引导？

主持人：从立法、执法和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当前对于职业打假人的法律法规有哪些需要完善和补充的地方？

李静：首先，我们要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对什么是职业打假人这个标准进行认定，以加强对其规范引导。市场监管等执法部门面向消费者的投诉渠道要应开尽开，并要提供足够的维权便利性，让消费者投诉后，能拿到应得的赔偿。这样就能激发全民打假的积极性。

其次，可以考虑公布一个打假人员红黑榜，对确实净化了市场的打假者，公开举报次数等事项，给他一些奖励，达到正向激励的作用。对有涉嫌敲诈勒索行为的打假人予以曝光，这样才能营造全民打假的氛围，规范职业打假行为。

赵磊：我还有一个设想，是把职业打假引导到帮助普通消费者维权上来。因为他们有专业知识和精力、时间，这恰恰是普通消费者所没有的。这样就可以提高消费者维权的效率，也能减少执法部门的困扰。

郑建荣：要在伦理上、法理上、逻辑上，建立起一个统一协调的监督机制，使职业打假人的身份转变为职业举报人，法律关系就厘清了。

李静：作为一名人民代表，我觉得打假是好的。但相对于职业打假，我更倾向于支持全民打假，就是大家在工作之余发现问题并去举报，让我们的市场越来越净化，让我们能够把打假做到更优。

另外，我们能不能从市场源头去更好地控制商品质量？刚才超市老总说，他也不知道这个产品是假的、有问题的。但作为销售方，应该知道而不知道，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更多地呼吁：只有厂家诚信、商家诚信、全民监督，才能把整个市场净化，消费者权益能有保障，商家也卖得安心，打假人也不用存在了。